深圳大學國學院院長景海峯教授做客哲學社會學院知行講堂

日期: 2020-10-16 閲讀: 來源: 關鍵詞:

10月12日——14日,深圳大學國學院院長景海峯教授應蘭州大學哲學社會學院之邀,在城關校區觀雲樓813教室以及榆中校區天山堂B602教室作了題為“儒家之經解”“從經學到經學史”“從訓詁學走向詮釋學”的系列講座。

在第一場“儒家之經解”的講座中,景海峯教授主要論述了“經之意義的形成”“經的觀念展開”以及“經與解釋”三個方面的問題。 “經”的本意為織絲,後來引申為“常道”,它展現出人類文明演進的不易性與確定性;“經”是人類經驗積累之結果,今日所講之“經”乃與儒家歷史緊密相連,尤其在漢儒那裏,“經”被提到了前所未有之高度,多與天道相系。緊接着,他談到,“經”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與作用在於規範與引導人們的行為,作為一種集體意志的表達,“經”推動着中國歷史不斷向前發展。那麼,“經”的永恆價值和普遍意義是如何形成的呢?對此,他認為,“經”對於中國人而言,乃與其族羣的根源性記憶聯繫在一起,是其文明史的延展與文化連續性的源泉活水,因此可説“經”是在人們千百年來的不斷觀察、揣摩和經驗積累中形成的,亦是在歷史自我發展和思想衝撞的過程中形成的。景海峯進一步判定:“經”的形成與解釋活動是相伴而生的;在歷史上,“經”與解“經”之間形成了複雜的互動結構;“經”作為交流之平台,可使各種觀念學説在此匯聚;“經”亦具有擴展性,而解“經”的工作可促進其擴展,使“經”得以永久存在。

在第二場“經學和經學史”的講座中,景海峯教授首先從經學的發展態勢出發,將中國歷史分為“前經學時代”(先秦)、“經學時代”(漢至明清)和“後經學時代”(清末廢除科舉以來),以此論證經學在整個中國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緊接着,他闡述了儒學和經學之間相互交疊、融合的複雜關係,認為經學作為儒學內部一大領域,長時間居於主幹地位,但與此同時,“舍經學則無儒學”的觀念也使得儒學的觀念不斷狹窄化。關於經學和經學史的關係問題,他談到:有經學時,經學史研究處於粗糙和停滯中;當經學史興起時,經學已隨着科舉制度的廢除一併消失在歷史長河中。這既是歷史的弔詭,也可以被理解為傳統文化與現代科學的分野。那麼,經學在現代應當往何處去?經學在現代社會究竟能夠發揮怎樣的價值?從科舉廢除到民國建立、再到新中國建立,經學作為一個完整的學科早已不復存在,在這樣的背景下,經學史的寫作已然難有真正的提升和發展,在品質上也難以突破舊有的藩籬,但這並不意味着經學在當代失去了出路與價值,倘若保持平等、宏觀、開放的態度,吸收當代各學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闡揚具有時代意義的經旨,那麼經學與經學史研究在我們的時代仍有意義。

在第三場“從訓詁學走向詮釋學”的講座中,景海峯教授首先對“訓詁”做了概念界定。所謂“訓詁”就是傳統的解經,為經文和註文做箋疏的工作,因此可以説“訓詁”就是打通語言之間隔閡的工具。緊接着,他回溯歷史,介紹了“訓詁學”的歷史演變,認為“訓詁學”在清代達到了頂峯,“後人難以望其項背”是對清代“訓詁學”治學的最高評價。古代的“訓詁”範式多種多樣,隨着後人不斷的整理和發展,最終形成了現代的“形訓”、“聲訓”和“義訓”三種。在“詮釋學”部分,景海峯對於西方的“詮釋學”傳統做了簡要的陳述,他認為西方“詮釋學”最初的形態是聖經釋義學及古典語文學,正是施萊爾馬赫實現了從神學的聖經釋義學到哲學的普遍詮釋學的轉折,其將語言訓釋的語文學技巧和哲學思辨的穿透力有機地結合起來,完成了詮釋學的現代過渡。最後,景海峯將重點落在了“中國哲學的建構”這一問題上,他將傳統的“訓詁學”與西方的“詮釋學”做了對比,認為詮釋學從誕生起就與濃厚的歷史意識、古典學傳統和人文主義線索聯繫在一起。與詮釋學的這種思想性特徵相較,訓詁學恰恰缺乏哲學的思辨性和認知功能上的獨立性。到後來,傳統的訓詁逐漸向技術化靠攏,不斷向科學靠近,而詮釋學則與科學背道而馳,用批判性的眼光反思科學的思維。在他看來,因為“訓詁學”在現代學術體系的重新劃分以及在思想義理和工具方法的阻隔,使得現代的中國哲學研究與傳統的訓詁資源逐漸地拉開了距離,從而造成中國哲學發展的困境,因此,打破傳統訓詁的界域,邁向新的經典詮釋學,便成為中國哲學方法論建構的一個方向。

在本次的系列講座中,景海峯教授展現出了極其廣闊的學術視野以及十分前沿的理論方法。對大家所提出的如何把握經學和哲學的關係、如何看待中國哲學經典文本的多維詮釋等問題,給予了客觀、清晰而深刻的解答。對於從事哲學研究工作的教師、學者以及對哲學專業饒有志趣的青年學生而言,景海峯教授在中國哲學方法論方面的獨到建構可謂具有極大的啓示意義。

發現錯誤?報錯
文:吳宗澤,張釗實,申殿君
圖:吳宗澤,張釗實,申殿君
視頻:
編輯:侯牧晨
責任編輯:許文豔

推薦關注

閲讀下一篇